苏籀《灵岩寺偃松一首》与《憩寂图》《醉僧图(3)
至于苏籀的伯祖父苏轼,则有多篇作品写到了松意象,如被贬惠州时所撰《偃松屏赞》(并引)中先回忆说“余为中山守,始食北岳松膏,为天下冠。其木理坚密,瘠而不瘁,信植物之英烈也”,然后通过对比“谪居罗浮山下”所见“不识霜雪”的松树和“北方之精”,高度赞颂了后者的凛然孤清,这点,苏籀诗中也有所继承;此外,苏轼《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》“荒凉海南北,佛舍如鸡栖”的“鸡栖”典故、《赐冯京乞依职任官例祗赴六参不允诏》“虽抑抑自警,知卿有卫武之风”的“抑抑卫武”之典,苏籀诗中同样用之;苏轼《和蔡景繁海州石室》“手植数松今偃盖,苍髯白甲低琼户。我来取酒酹先生,后车仍载胡琴女”中的偃松、酒意象,“愿君不用刻此诗,东海桑田真旦暮”的收束方式,苏籀诗也有承袭和改进之处(把苏轼的“不用刻此诗”改作“求此诗”,反其道而行)。最为关键的是“憩寂”一词,则牵出了北宋元祐初期所发生的一桩题画诗美谈。据《东坡题跋》卷三《题〈憩寂图〉诗》:
苏子瞻、李伯时为柳仲远作《松石图》。仲远取杜子美诗“松根胡僧憩寂寞,庞眉皓首无住着。偏袒右肩露双脚,叶里松子僧前落”之句,复求伯时画此数句为《憩寂图》。子由题云:“东坡自作苍苍石,留取长松待伯时。只有两人嫌未足,更收前世杜陵诗。”因次其韵云:“东坡虽是湖州派,竹石风流各一时。前世画师今姓李,不妨题作辋川诗。”
苏轼所说“子由题云”的题画诗,苏辙《栾城集》卷一五作《子瞻与李公麟宣德共画翠石古木老僧,谓之〈憩寂图〉,题其后》。换言之,苏轼与当时大画家李公麟应柳仲远之请,共同为柳氏联袂创作了一幅关于杜甫《戏为韦偃双松图歌》的诗意图,此图被命名为《憩寂图》,命名依据是杜诗“松根胡僧憩寂寞”。苏辙题诗之后,苏轼也有和诗。而籀诗“挂空憩寂”之“憩寂”,其直接来源,显然为《憩寂图》。
更可注意的是,与苏、李《憩寂图》构图要素基本相同的还有李龙眠《醉僧图卷》(后文简称《醉僧图》),它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(Freer Gallery of Art)。清人安歧撰《墨缘汇观录》卷三《名画上》对图中人物、植物有所说明:“其中一僧,坐石于古松之下,面貌奇伟,微含醉态。执笔作书,左手按膝。”(见封二图)而苏籀诗“筇竹与酒壶”中的筇竹与酒壶意象,则直接取自《醉僧图》。换言之,“筇竹与酒壶,挂空憩寂时”两句,至少隐括了《醉僧图》《憩寂图》共有的关键意象,即松(是《醉僧图》筇竹、酒壶所挂之处)、石、僧的组合。当然,籀诗所描述的松下僧,应是喝尽壶中酒后才憩寂的,这与《憩寂图》的禅定僧(黄庭坚《次韵子瞻子由题〈憩寂图〉二首》其一明确指出“法窟寂寥僧定时”)、《醉僧图》的醉僧(其实也是书僧)形象都有所不同,可算是苏籀的一种综合与创新吧。
说起《醉僧图》的绘制,一般认为始自梁代大画家张僧繇,唐人怀素即有《题张僧繇〈醉僧图〉》云“人人送酒不曾沽,终日松间挂一壶。草圣欲成狂便发,真堪画入醉僧图”,可见高僧和松树、酒壶意象的组合,是张僧繇的一大创造。至五代宋初,石恪也画过“醉僧”题材,与李龙眠时代相近而稍晚的吴则礼(?—1121)《石恪画醉僧》即叙述其醉僧形象是“倒街卧路谁复嗔,粥鱼斋鼓强唤人。莫疑只今五斗醉,要会从来三昧身”。苏轼《惠州灵惠院壁间画一仰面向天醉僧,云是蜀僧隐峦所作,题诗于其下》又说:“直视无前气吐虹,五湖三岛在胸中。相逢莫怪不相揖,只见山僧不见公。”而创作仰面向天之醉僧形象的隐峦,除了有画僧身份以外,与石恪一样,同样出自蜀中。李公麟则在张僧繇等前辈画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,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多样,至少增加了送酒者和童子,毛滂(1056—1124)《跋李伯时〈醉僧图〉》就明确说“道人三昧一壶中,笔下惊蛇怖小童。日日松间好消息,酒香先过野桥风”。“惊蛇”云云,是在刻画醉僧笔墨飞舞的场景,“怖”字画龙点睛,描摹了童子直视醉僧书写的神态和感受。释德洪(1071—1128)《醉僧赞》开门见山说:
我爱龙眠老居士,笔端谈笑了万事。君看一时拈破笔,画作醉僧醒时意。此是沙门绝妙门,不妨随处有乾坤。瞢腾流涎枕臂卧,破柱疾雷殊不闻。
“画作醉僧醒时意”一句说明,在德洪看来,李公麟所画并非醉中之僧,而是酒醒之后的高僧,此与前引安歧看法稍异。但无论如何,画中僧人一定是喝醉过酒的,只不过德洪自己更欣赏醉中之僧而已。
文章来源:《安徽农业大学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ahnydxxbzz.cn/zonghexinwen/2020/1008/34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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